视界 | 薛龙春《黄易友朋往来书札辑考》

黄易友朋往来书札辑考

薛龙春 撰

16开，精装，657页，168元

ISBN：9787108070661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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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易是清代金石学与艺术史中的一位关键人物。在大多数时间里，他任职于济宁运河厅，并担任河道总督的幕僚。1786年八月在经过山东嘉祥时，他发现了著名的武氏祠，并就地复建，这是乾嘉金石学标志性的事件。黄易所收藏的金石拓本，数量富甲一时，他为学术界贡献了大量精拓本与旧拓本，《小蓬莱阁金石文字》可以视为一个缩影。而作为“西泠四家”之一，他的隶书、篆刻与绘画在当时也负有盛名，友人常以不获他的字画与印章为憾事。

本书从公立博物馆与图书馆的收藏、清代金石著作、各种出版物、海内外拍卖图录及私人收藏中辑得黄易友朋往来书札660余封。与黄易通信的人，既有乾嘉时期的学术菁英如王昶、钱大昕、翁方纲、钱坫、严长明、孙星衍、洪亮吉、武亿、桂馥、阮元、瞿中溶，文艺菁英如袁枚、姚鼐、陶樑、梁同书、罗聘、董洵、邓石如、伊秉绶、奚冈、钱泳，也有散布于全国的地方官员、幕僚与布衣学者。

通过考证信札中涉及的时间、地点、人物与事件，那些已经消逝的历史场景与人物心态变得清晰而生动，大量信札之间内容的勾连也使得零碎的资料更加具有组织性。这些对于我们理解乾嘉时期的社会环境，金石学共同体的运作方式，金石学术的推进方式，以及艺术应酬活动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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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守谦（台湾“中研院”院士、史语所研究员）

乾嘉金石学是中国文化在清代的一个高峰，黄易就是此中主要推动者，他与朋友间往来的信札，正是本书搜集对象，总计664封。这类信札内容的出版虽非罕见，但多具私密性，常在出版文人别集时受到裁删而丧失其中的丰富细节。薛龙春教授此次对于黄易友朋来往信札的辑录更有突破，一方面能重现稿本原迹的状况，从之校补过去相关出版所缺漏的部分，也扩大了搜集范围，涵盖了公私收藏。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他的考证部分，突破许多难关，为牵涉的人物与事件，做了交叉互证，让这些史料充分显示研究价值。这些正是此书得以超过前人的部分。

我们心目中的金石学，虽是以古代碑拓的发现为主，但是在发现之后所进行的研究、传播，其实也扮演了同等重要的角色。例如在这些信函中，与翁方纲相关的信札就有45封，提供了两人互动细节，从中亦可见翁方纲对黄易新得资料的热切期盼，甚至还能看到他对黄易访碑工作的具体建议，就能体会黄易在友朋圈互动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经由这批信札，我们确实能掌握18世纪末到19九世纪初中国文化学术界的关键脉动。

白谦慎（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院长、教授）

万历年间，利玛窦来华传教三十年，他发现中国文人很喜欢写信，“有时候甚至是住在同一城市而且很近的朋友，也是书信往返，而不见面谈话。”信札因其私密性并涉及日常的各种活动，保留了其他文本通常没有的珍贵历史信息。不过，当信札数量少而写信人和收信人又过于分散时，它们的文献价值就难以充分发掘使用。

20年前，陈智超先生出版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写信人多达四百余人，收信人皆为徽商方用彬，其文献价值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该书也成为信札考释的名著。薛龙春所著《黄易友朋往来书札辑考》，主人公黄易官阶不高，却是乾嘉金石活动中的标志性人物。此书收信札664通，与陈著所收相近，所不同者，其中既有黄易寄出的信札，也有他收到的信札，可以据此完整地重构一些历史事件，信札的文献价值也在更大程度上得到发掘。

古人写私信，多用行草，本不易辨识；涉及的人物、地名、事件，也因时间的推移，不为今人所熟悉。薛龙春在提供准确释文的基础上，考订书写时间，勾连人物关系，推演其后的种种事件，为研究乾嘉时期的思想、文化、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原始文献，可谓古代信札考释的另一本教科书式的著作。此著也与薛龙春的《古欢：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成为姐妹篇。

前言

在近年来的明清艺术史研究中，信札（亦称手札、书、札、尺牍等）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信札因其私密性与琐碎性，往往留下许多难得的史料细节，为其他类型的文献难以比拟。有些细节当事人并不愿意为他人（更别说后人）所知，在信札的末尾，写信人常常有“览毕幸付祖龙”的要求。但是大量明清信札因为收信人的保留，并且在后代为收藏家递藏，幸运地流传到今天，成为我们欣赏与研究的对象。

文人别集有时也有信札专卷，有些文人甚至有专门的信札专辑，如晚明祝世禄《环碧斋尺牍》、清初钱澄之《田间尺牍》等。在明末清初，也出现不少信札选集，如周亮工、周在浚父子编纂的《尺牍新钞》《结邻集》《藏弆集》，李渔编纂的《尺牍初征》等。但收入文集的信札，大多重视其文学性而非史料价值，包括上款、年干在内的重要信息常常被删削一空，如王铎《拟山园选集》收入的数卷信札，多斩头去尾，只留下编者觉得具有文学价值的句子，今日读之常常不明就里。明清刻帖中也收入不少文人信札，有些与墨迹一致，有些则有所删节，甚至出现错简与舛误。就史料价值而言，这两种形式的信札皆不及稿本。

稿本因其书迹特点，无法转变为电子文本，需要有直接的阅读能力。而且信札中的称谓常常发生变化，有时又有省略，非对文本有相当的熟悉，则难以悉知。只有经过整理与考释，明确文本及所涉时间、地点、人物与事件，稿本信札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史料价值。2001 年，陈智超先生出版《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一书，该书对七百多通方用彬刻意保存的信札进行了整理与研究，著者的贡献并不止于告诉读者“是什么”，他还将所使用的证据、方法、论证过程全部展示出来，堪称一部示人以法、指导年轻学者学习处理第一手原始资料的著作。我因研究明清书法史，受陈智超先生的启发，一直关注与利用文人信札。如利用文徵明及周边文人信札，研究文氏家族的文化应酬；利用文彭信札，研究明代吴门文人篆刻活动中的自篆自刻问题；利用王宠信札，研究科举致贫及其晚年健康与书法的关系；利用祝世禄信札，研究他的“戒字”与“写字忙”的心理矛盾；利用王铎信札，研究工具材料与书法的关系；利用阮元信札，研究他的“南北二论”无关于提倡临摹北朝碑版……

本书所辑录的，是乾嘉时期钱塘人黄易（1744―1802）与友人之间的往来信札，其中绝大多数为稿本。黄易是清代金石学与艺术史中的一位关键人物，在大多数时间里，他任职于济宁运河厅，1786 年八月，在经过山东嘉祥时他发现了著名的东汉祠堂武梁祠，并就地进行了复建，这是乾嘉金石学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黄易所收藏的金石拓本，不仅数量富甲一时，而且其中有不少精拓本与旧拓本，为当日的学术界与艺术界所瞩目。他还绘制出独特的成系统的访碑图，在拓本之外，强化了金石学者与“原物”的关系，阮元称他“以秀逸之笔传达出邃古之情，得未曾有”。黄易的隶书与篆刻在当时也负有盛名，得到他的书画与印章，是友人们倍觉荣光的事。

2011 年，故宫博物院主办“蓬莱宿约：故宫藏黄易汉魏碑刻特展”，许多黄易收藏的碑刻拓本第一次集中进入研究者的视野。2014 年，故宫博物院出版了近百件黄易的往来信札，秦明与朱琪先生进行了初步考释。2017 年，故宫博物院在济南举办黄易尺牍研讨会，除了新披露四册《小蓬莱阁同人往来信札》之外，辽宁省博物馆、山东省博物馆等单位也公布了他们庋藏的信札及黄易所藏铜器拓本。而在此前不久，国家图书馆在线上开放了黄易友朋信札等相关资料，读者可以远程访问。这些资料的不断公开，使得我们有机会更为细致地研究黄易的朋友圈以及黄易金石收藏的各个环节，进而对乾嘉时期的金石赏玩、收藏与研究风气有更为准确的把握。这些新资料对于黄易书画篆刻的研究，无疑也大有裨益。由于这些信札涉及不少买卖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还会推进乾隆后期文化商品消费与流通的研究。

大批黄易书札的陆续面世，让我意识到这是一宗极为有价值的材料，因此，自 2016 年开始，我几乎放下其他所有工作，全面搜集、整理黄易友朋信札。除故宫博物院 2014 年、2017 年两次公布的信札，国家图书馆线上公布的信札，辽宁省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等地公布的信札之外，一些图书馆、博物馆收藏的未刊稿本拍卖会资料、海内外私人收藏，以及清代金石书籍、尺牍集、文人别集中所收录的信札，我也尽力辑录，计得 204 人 633 札。此外作札人、受札人为黄易，惟受札人或作札人不明者 5 札，黄树穀（黄易之父）、黄庭（黄易长兄）所收信札及其他与黄易相关者 22 札，收入各种黄易友朋信札集册而实与黄易无关者 4札。需要说明的是，在本书即将下厂印刷之际，我又见到南京博物院展出奚冈致黄易 4 札，这 4 札（11—3、11—10、11—11、11—15）的考释文字只能另置于本书的“补遗”，正文中只列出编号，并提示相应的页码。

这 664 封信札，既有黄易寄出的，也有他收到的，我们藉此可以了解黄易与众多友人之间双向的互动。而通过考证，许多信札中提到的信息可以建立起关联，从而重构出不少完整的事件，相比起那些虽有一定规模，但作札人、收札人过于分散的明清信札集册，这批材料更集中、更完整，也更方便研究者开发与利用。

这些信札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与黄易通信的，既有乾嘉时期的学术菁英，如王昶、钱大昕、翁方纲、孙星衍、洪亮吉、武亿、桂馥、阮元、瞿中溶等，也有散布各处的地方官员与布衣学者，从中我们可以了解乾嘉时期金石信息的获得方式，拓片的征集机制及其流动方向，而黄易作为一名低级官吏，他如何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又如何成为乾嘉金石学的标志性人物之一，这批信札也带给我们重新审视这些问题的机会。关于这批信札的初步研究，本人另有《古欢：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一书，2019 年已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